“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是一部为国家和民族真正找到出路，中国人民的命运真正发生转变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教育的经世致用价值，通过教育开民智、促觉悟、提能力、改命运、反贫困的历史；也是一部教育反贫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指出， “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以 “大历史观”为方法论体系，将我国百年教育反贫困历史予以阶段划分，分析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教育反贫困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特定时间、空间的联系，梳理、总结、凝练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的体系和成果、经验，这对新时期更好地依托教育反相对贫困意义重大。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以立足历史、关注现实为方法，提出以核心事件和核心人物活动为主线的“大历史观”。本质上，这是要求历史研究秉持整体化的文明思维与历史意识，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以空间、场域为切入点铺陈开来，考察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背景、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及其在文明演进、思潮变迁、继承传续脉络中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本文试图通过系统梳理百年教育反贫困历史，回答中国共产党如何凭借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指导思想，以及具体的工农群众教育、成人教育、扫盲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活动，渗透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认同感和治国强国理念，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协调城乡、工农、传统与现代等矛盾。与黄仁宇先生历史研究聚焦于 “无关紧要的一年”不同的是，本研究聚焦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诞生之年——1921年。在中国革命史上，1921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开端，具有重要的时间意义和历史价值。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教育反贫困关联的，是一个基本事件和两个重要人物。
（一）一个基本事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相关文件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一系列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要成立工人组织，组织产业工会。“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 ‘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 ‘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同时规定，“学校管理处和校务委员会完全由工人组成，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这种工人学校应该逐步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并且不应该教授多门不同的课程”。在工人学校的基础上， “还要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教育工人从而使他们在实践中实现共产党的思想”。重视工人教育，成为建党初期建立 “工人学校”的政策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指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意味着，在建党初期，除对工人教育的重视，中国共产党已然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只有通过农民教育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才能依靠农民夺取全国政权。
梳理显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重要文件，充分体现出党对工农教育的重视。党的平民教育观，也主要通过推动工农教育实践来体现。在最大限度内给予工农群众教育，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维护了平民的教育权利，打破了少数人独占教育的特权，使得普通平民获得了文化知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教育公平 的积极探索实践。这次大会除了重视工农群众教育之外，也重视普及小学教育，尤其将工农子弟教育权的获得、教育机会平等的争取，作为革命斗争的具体目标之一。直至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将基础教育定位在服务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大局下，强调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与宗教的分离、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等。中共一大颁发的系列文件，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初期，就高度重视教育及其反贫困工作。以教育配合建党和发展，配合启蒙与发动工农大众，为中共建党后期教育方针、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教育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政策依据和实践条件。
（二）两个重要人物：毛泽东和陈独秀的教育反贫困思想及活动
作为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教育家，毛泽东提出， “崇教育以培国本。”我国今日之要务，莫过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曾提出十几个囊括教育研究和改革的问题。毛泽东当时最关注的，是对于工农大众的教育普及。1921年8月，毛泽东创立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所革命大学，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自修大学是平民主义大学，目的是为平民办大学，培养改进社会的人才，因此学员入学时还会特意审查求学目的、人生观等，以保证将有志青年培养成革命人才。同时，还拟定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其中包括：“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本大学研究之方法分为单独研究与团体研究，组织研究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段之接近，应注意劳动。”即使此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尚在萌芽阶段，但已经可以看出其价值性，有些观点依旧适用于当代学校。尽管自修大学开办的时间较短，但其影响深远，也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培养革命干部做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对人民大众教育的强调，1921年 4月，毛泽东还提出 “应增加 ‘教育行政机关对于实施教育之人员，非依法律不得任意干涉及撤换’的内容，并主张根本推翻德国式划一的教育制度，教育独立于官厅干涉之外。”就历史发展脉络看，这些思想和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极具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陈独秀。1921 年，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加强广东教育事业的领导，大力宣传发展新教育，进行教育改革。1921年1月，受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和广东省教育会邀请，做了题为 《新教育是什么》和 《教育和社会》的演讲。在两次演讲中，陈独秀都强调教育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反对教育与社会分离。陈独秀批判旧教育。他认为旧教育把教育和社会分离，导致了社会上人们不重视教育，不相信教育的作为，减少了教育效力。因此，陈独秀主张一切教育建设在社会需要上，教育须联系实际，学术须与社会结合。同时主张学校应向社会开放，造就社会化的学校和学校化的社会。
1921年，陈独秀曾任职于广东，他开办工人夜校，首创中学男女同校，活跃了男女青年的思想，并培养国文教师，开办俄语学校，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党组织培养干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陈独秀在教育本 质及特性、提倡民主科学、反对教会教育等方面，都有独特见解，对今日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除毛泽东与陈独秀外，李大钊、胡适、叶圣陶等一批教育家，在普及国民教育、规范培养目标、力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的教育主张，映透着该时期民主平等的教育理念和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精神。
中共一大的教育政策，毛泽东、陈独秀等对教育的积极探索，为共产党人教育理念的进步和教育实践的改进，奠定了扎实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百年发展，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反贫困体系，使更多更公平的教育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
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朗塔菲最早确定 “体 系／系 统 ”的概念，认为体系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存在的形式。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体系的形成，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既从价值、制度上表现为逻辑时间的承接性，也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体现为历史事件与年代纪事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研究从价值、制度、理论与实践四个维度，明确在不同时空框架下的承续与链接，以回应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体系建构的社会需要与时代诉求。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价值体系，形成和发展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旨在揭示教育反贫困在我国政治、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价值本性、本质，以及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实现教育反贫困价值的内在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意识的集中反映，阐明了教育反贫困在民族、国家、社会发展价值世界的规定性，以及与其他反贫困措施的意义差别。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然认识到教育的重要价值，提出 “在革命过程中使民众增强智慧，养成民众的民主、共和的精神”。李大钊认为，“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它能 ‘培根固本’，提高人民的觉悟，促使民族精神的再生和再造 ”。该理念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教育反贫困制度，提供了直观的价值引领和理论依据。
纵观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教育反贫困价值，表现出较强的时代性、阶段性和差异性特点。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反贫困的主旨为 “促觉悟、训能力”，意在通过重视工农群众教育，以唤醒全国人民谋 “独立、自由、解放”的意识，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只有独立、自主、自由、解放，才能摆脱贫困，才能平等享有政治、经济、受教育机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育基础落后，小学入学率只有20%左右，80%以上的成年人口是文盲，农村文盲的比重更大”。由此，毛泽东提出“两条腿走路”的乡村教育方针，主张发展 “多快好省”的农村教育，实行全民办学和 大众办学并举。以 “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为主的救济式反贫困，也因之成为该阶段教育反贫困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贫穷”问题依然严峻。“中国还没有资格被称为超级大国，因为我们很穷”。从20 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充分认识中国 “穷”的现实，要充分认识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基于对国家穷、落后， “人口多、底子薄”的清醒认知，中国共产党确定了 “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价值定位。这意味着，该阶段的教育反贫困，反映了教育须充分考虑国家、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强调教育反贫困的家国职责和社会担当。另一方面，基于对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科学认知，也开始强调从教育自身发展特点、规律、价值、教育结构角度，反教育自身的贫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教育反贫困，以“精准性”和“差别化”为价值引领。这一阶段的教育反贫困，具体可提炼为“精准、差别化、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公平有质量”几个主题。其中，精准、差别化是教育反贫困具体措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目的，公平有质量是理念、是标准。几者相辅相成，互为助力，形成以政府为主体，政策为保障，真脱贫、脱真贫为成效保障的教育反贫困体系。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承续前面三个历史时期教育反贫困价值基础上，既充分肯定与认同教育反贫困的社会价值，又强调如何基于新时代社会发展新情况、新标准、新诉求，实施更具针对性、指向性、对象性的教育反贫困。这一以关注教育反贫困家国意义为基础，向重视教育反贫困实践方略与成效的价值转向，既关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与教育自身社会作用的日益重要有关。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教育反贫困的时代价值及社会功能，在21世纪以来，越发得到国家重视。
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在揭示贫困根源时，指出 “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整体性贫困的根本原因，并把制度革新作为反贫困的首要前提以及无产阶级摆脱贫穷的出路。同时，基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从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出发，指出解放无产阶级的本质思想与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对 “制度变革、创新，和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从公有制角度提倡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成为中国共产党教育反贫困制度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对特定时空下国家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经济水平、社会处境等的客观认识，制订了与教育反贫困相关的行政法规、章程、制度、公约等，强调从政策、文件、法律、规章等制度角度，规范教育反贫困目标、任务、主题、对象，保障教育反贫困成效。我们以影响力、代表性、重要性为依据，筛选整理了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教育反贫困政策，藉此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制度体系的构建逻辑和基本理路 （见表1） 。
表1显示，在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反贫困价值体系引领下，依托系列政策，构建了完备的教育反贫困制度体系。该体系反映出教育反贫困顶层设计的客观性、时代性、方向性、合理性与科学性。同时，明确了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反 贫困的问题、任务、主题、对象和举措，为如何通过教育反贫困，以及反教育自身贫困，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我国的贫困，是 “特定条件下的体制性贫困和制度性贫困兼而有之的混合型贫困。混合型贫困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完善逐渐消除”。“制度完善”也因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制度体系构建的内在动力，以及教育反贫困成效的强力保障。
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 《决议》）。《决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理论飞跃明确为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此为基础和框架，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理论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关于贫困与贫困治理问题根源、主体、本质以及途径的理论学说，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基础上，形成的揭示贫困根源、贫困后果，以及反贫困目标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的反贫困理论。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还从制度革新、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等角度，勾勒出反贫困理论路径与根本方法，为无产阶级摆脱贫穷指明了出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借鉴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提供的科学指导和参考框架，从 “揭示贫困根源、明确贫困后果、制定反贫困目标”三个维度，构建了宏观、系统、全面的教育反贫困理论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切实认识到 “扶贫脱贫相关主体对教育价值的认知，是教育扶贫脱贫实践的主要动力”。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结合特定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状况和实际需要，提供了实践基础。把教育与中国革命、国家发展、国民素养提升需要相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中国教育实践的直观体现。在革命战争时期，以革命根据地教育为例。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多在自然条件差的山区，群众生活处于困难境地。贫苦农民不仅经济上遭受剥削、压迫，也常处于无文化、愚昧、迷信、落后的状态。如何让贫苦农民认识到贫苦的真正根源，树立主人翁思想，摆正战争、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关系，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革命根据地教育开始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旧社会遗留的人们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这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明确教育反贫困的方针政策，以及因革命事业向前推进的教育变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是中国特色教育反贫困理论。自1927年苏区开创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教育实践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不仅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基本上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并因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反贫困理论。2021 年2 月 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首次提出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要论断，并从“七个坚持”的角度，系统阐述了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内涵。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包含并框定了中国特色教育反贫困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既强调加强基础教育，普遍提高贫困人口受教育的程度，也重视实行农科教结合，增强农民掌握先进实用技术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对职业技术教育、扫盲教育、农村学校建设、成人教育的重视，都是强调教育服务社会职能的充分体现。这意味着，中国特色教育反贫困理论体系构建的核心要义，在于明确教育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基础上，通过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能力获得等，激发中华民族内生发展动力。无论是1921-1949年以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为开端的教育反贫困，还是1949-1978年以 “普及工农教育”为主的救济式教育反贫困，亦或是1979-2011年的 “开发式” 教育反贫困， 以及2012-2021年间的精准式教育反贫困，均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需要、经济水平、生产力状况、国民素养、国家发展诉求，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教育反贫困理论体系的适切取向与价值诉求。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937 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全面系统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明确了 “认识与实践统一”的重要意义。百年来，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行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实践体系，集中表现为两大向度：一是基于革命和社会实践，认识到教育反贫困的家国意义；二是将正确认识变成直接现实。即对教育反贫困价值理念、制度、理论的具体实践，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实践体系构建的两大维度。
首先，社会实践决定教育反贫困认识。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实践的发展过程，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实践的客观认识与问题的精准把握。“农民因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基于当时的社会实践，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代表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并把农民看作革命动力之一。1922年7月发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 “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既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积极开展工农群众教育活动的实践依据。抗日战争爆发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当务之急。为调动农村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以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为理论指导，对广大农民进行教育宣传。一是争取广大农民群众对坚持抗战和建立新中国有重大意义。二是必须减轻群众负担并作必要的教育解释工作。
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农村开展的教育反贫困工作，理论上虽不成熟，在实践上，也仅限于局部地区，规模较小，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成熟的教育方针政策，推动民主革命进程，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后，无论是1949-1978年间，以 “普及工农教育”为主的救济式反贫困，还是1979-2000年间的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亦或是2001-2012年间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贫困人 口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以及2013-2021年间的精准式教育反贫困，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不同历史社会实践的特殊需求，从教育反贫困角度，做出的恰切回应。
其次，认识反作用于教育反贫困实践。“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工具性能，只有当它与政治结合、为革命服务时， 教育才算是恪尽职守 ”。教育反贫 困的价值践行，需以制度为保障，以理论为依据，以实践为支撑。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教育在 “开民智、升觉悟、训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格外重视教育反贫困实践。
扫除文盲，始终是我国成人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要任务。革命战争时期，农民中达百分之九十者是文盲，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此后的诸多教育政策，都格外重视扫盲教育。1950-195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运动。1953年2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扫除文盲工作会议，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扫除文盲的任务、标准。1978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提出 “一堵、二扫、三提高”的工作方针。1986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也意味着成人文盲的减少。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较以往更关注教育 “为农业社会化、为人民、为工农、为革命战争和建设、为国民经济发展、为国家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劳动者和人才”的经世致用价值。“农民教育” “扫盲教育”“重视农村学校建设” “有计划逐步实施普及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教育精准扶贫实践”等，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教育减贫实践主题的变化和重心转移。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的教育反贫困取得巨大成功，并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以 “培根固本”为价值引领的教育反贫困经验，有助于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 “志智双扶”长效机制赋能。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关于贫困与贫困治理问题根源、主体、本质以及途径的理论学说，是我国在进行教育反贫困过程中制定方针政策的理据之一，是我党开展教育反贫困理论工作的旗帜。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同中国本土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恰切解释了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也结合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任务、主题、需要，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实事求是地制定了科学的教育反贫困目标，为教育反贫困提供了恰切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为指导，主要体现在基于教育开民智、愈民愚的重要价值，明确教育与政治、政权，以及社会发展的关系。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理解上的进步，得益于两条路径：一是1920年末法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在国内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二是旅法革命青年对马列原著和苏联教育经验的直接接触。这些，让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唯物史观，也使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1920年，毛泽东在回答中国应走什么道路时，明确阐释了教育与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以此，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教育基调、教育主题、教育性质和教育任务，奠定了构建百年教育反贫困价值、制度、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基础。
中国的教育反贫困，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具体实践的结合。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坚持走自己的路，创立了本土的、科学的、适合中国人民的教育反贫困理论与实践，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精准、差别化施策，是我国教育反贫困取得重大历史突破和成就的核心要件。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都关注到国民认识、国民素养与国家发展、经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与民族团结、国家认同等相互交织的复杂态势，揭示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建设过程中，国家理念与国民需求之间的持续作用。因此，尽管在建党初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教育反贫困理论与实践受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限制较大，但中国共产党因时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教育反贫困战略，最大限度扩大贫困群众受教育机会，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密切相关。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结合国家社会、经济、教育发展水平，逐渐调整消除贫困的重大战略，都是 “尊重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反贫困道路的集中体现。尤其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脱贫攻坚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并逐渐完成从粗放式扶贫到精准扶贫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是既继承、发扬，也开拓、创新，使其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
中国共产党对教育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视，有其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1934 年1月， 毛泽东在《对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四个在于”，是毛泽东明确以教育方针形式，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经验、苏区既往教育的总结，既充分体现了当时苏区教育的行动指针，也为后来教育方针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把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规 定 为 我 国 社 会主义的 “教育方针”。2021年4月29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将第五条修改为：“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对教育 “四大服务”职能的凸显，本质上，是对教育社会服务职能的进一步强调与细化。我国教育方针的修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以及对教育发展方向、教育服务社会职能的宏观把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劳动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伟大意义。早年，大批赴法的知识分子和青年，通过学习与劳动结合体会到：“学用脑力、工用手力。手可以补脑之所思，脑可以佐手之所习，互相为用，常能造成优良地步。”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并实践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理念，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的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所进行的有益尝试。“要消灭离开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的教育，同时要用教育来提高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术，使教育与劳动统一起来”等，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教育方针和实践指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发扬苏区传统，实行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方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包括教学组织、时间与生产相适应，将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以及领导儿童进行生产劳动等具体要求和内容。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让学生们既能识字，又能生产；既学习生产劳动知识与技能，得到劳动锻炼，也为支援国家生产、克服特定时期学校经济困难做贡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价值、劳动价值，以及二者相结合价值的充分体现。新时代，须有新的劳动教育观。“新的劳动教育观”，既要继承优良文化传统，还应结合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个体进步新需要，系统考虑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家国意义与践行方略。
恽代英指出，成年人的教育应重于儿童教育。因为改造环境必须靠成年人。若要为社会而专在小孩身上用力，即令有效，也是几十年后的事了。要引起 环境的改变， 就要重视成年人的教育。毛泽东1927年12月在井冈山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第一个工农革命军教导队；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 《劳动法》，1939年陕甘宁边区公布的 《关于消灭文盲及实施办法》，都多次提及加强工人教育，尤其是青年工人的教育。这些，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成人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到革命事业和社会建设中来的关注。而教育，是唤醒人民群众觉悟，为其增值赋能的重要条件。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依旧反复强调教育应为工农服务，教育的普及须以工农为主要对象，强调发展农民教育和职工业余教育。1951年10月1日正式颁布《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将成人教育纳入全国统一的学制系统内，明确了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成人补习学校在学校系统中的地位。其中，成人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都得到快速发展。成人教育主要对象依然是工人和农民，教育内容以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为主。农民业余高等教育、半工半读职业学校等成人教育，也有所发展。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对就业模式的影响，劳动力素养要求的提高，以及终身教育理念的接纳与践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再就业培训、农民市民化、老年人终身学习等，正日益成为21世纪以来城乡成人教育新主题。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的核心任务，在于通过修养国民内在的浩然正气，从根本上着力，激发内生动力，以唤醒全国人民谋 “独立、自由、解放”的意识。通过 “培根固本”，构筑并夯实促进国家、民族、社会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是以 “穷国办大教育”为信念支撑，以 “教育优先发展”为价值指南，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战的结果，那么，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在贫困治理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相对贫困。“扶志扶智”，是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逻辑生长点。如何建立该机制，如何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反贫困中汲取养料，自我滋养，需有结合新时代社会特征、社会发展需求的宏观、整体考量，以及对过去百年经验的合理借鉴与继承 。
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作者|吴晓蓉（西南大学教授）、吴霓（中国教科院研究员）